中国文学不久会完全转向书写城市,旧事需要保

2020-02-15 作者:财经资讯   |   浏览(107)

第一财经:看到新书里,你一会儿是棺材匠,一会儿下井清理死亡现场。当年在农场,你是怎样一个角色? 金宇澄:算是落后分子,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人,杂工,属于“基建连”,也就是机动人员,农闲时期很多杂事我都要去做。《碗》里写的那都是真实的。掏井的事儿,你也得去做呀。 第一财经:同样是当年插过队的知青,每个人选取的记忆都会不同。有人的记忆已经模糊了,有人记录下许多悲喜交集的岁月,有人则觉得当年很好。《碗》和《方岛》中对那段时光的描绘,有强烈的个人色彩,比如你会格外关注一些处于困境之中或生死边缘的人。 金宇澄:人的兴趣就是那么不同的,同样住一个地方,天生就出现一百种的兴趣,完全不一样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记住特别的事情,比如《碗》里写的那个硝皮匠,曾经“背叛革命”,是因为受不了刑讯逼供,屁股上被国民党用红铁烙一大块火印,立刻就招供了,他经常可以脱下裤子,给人看他这个烙印,这对我是一种很难忘记的真实感。人人都有一个卫星天线,但是每个人的接收频道都不同,有些天线根本不设置这类频道,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 我所知道的文学,也就是把那些被拒绝的记忆给写出来,像是一种废物利用。写出来了,也许就有一点用了,一般大概不会这样想,你记住这些负能量的细节干吗?你应该健康或开心生活才好啊。但这些旧事需要保存,需要被知道,需要作为回顾的星星点点的指标,让我们记住曾经的道路和种种比照。我当时其实也没有写作的意识,大概是天生这样记着吧,所以对于写作的细节记忆,大学里应该是不容易教出来的,很需要天生就喜欢的人。 第一财经:《碗》从农场岁月一直写到当下,当年朝夕相处的人们如今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。2006年,知青重返东北农场忆旧,一群人经济条件好,是坐飞机去的;另一群人相对没那么好,坐着火车去。两群人相遇的场景,充满张力。 金宇澄:这方面的现实,比我写的这个更厉害,大面上说起来,这是一个整体,却也是代表了光怪陆离的整个时代景象。我写这些大大小小的纠葛,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。这个群体从青年时代一直到现在,可以说从来就是这样的,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统一过。那是因为五方杂处,各种出身和各种的价值取向形成的,这就等于说,他们就像这个社会一样,洋洋大观。那一辈人,很多都没受什么教育,沟通和处事方式从青年到老年,也都是非常松散的一种构成,很多矛盾是无解的。 第一财经:你是著名作家,去参加知青聚会的时候,当年的老战友会对你另眼相待吗? 金宇澄:我几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,但是2006年去过一次,就是记录《碗》的那次。那时我还没写《繁花》,很多事也都是个别知青朋友传递给我的。 主要原因是,每参加一次聚会,我最不想回顾的当年,又成了情景剧复活了一次。当年有职务的小领导们又开始吆喝指挥,让我完全回到了过去,这恰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境况。我刚才说了,每人的记忆频道是如此不同,应该尊重人有各种需求和特点,而且经历了那么多的变革,我们应该有所反思,看着这种旧关系,应该有各种新体会,哪怕就是回忆,也不能一跤跌进去,甚至乐不思蜀。我比较反感的是这些。 当然我也理解,我发现,凡是当年在那边谈了恋爱的,都特别怀念那段生活。而在我的记忆中,那地方完全是冷灰色的,这应该和《碗》中所写的,我没在那地方恋爱有关。所以我很少聚会,也不愿意返回那个老地方。在《碗》里我也写到,我没有参加北上聚会,只是看“纪实频道”拍回来的片子。 第一财经:写《碗》的时候,你已经离开农场40年,你的文笔依然年轻,看不出是一个过来之人忆当年。听说你很喜欢和年轻人相处,还精通星座…… 金宇澄:写作上我一直注意消除阅读的代沟,比如很注意不用那种年代的某些老词,比如“知识青年”,我会写为“小青年”“青年人”,希望尽量靠近现今的年轻人,让他们的阅读尽量没障碍。虽然这事情发生40年了,要让他们感觉像是昨天发生的事。 这种习惯,肯定是和环境有关系的,人脱离了一个环境,就会变。现在我杂志的编辑都是80后、90后了,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工作,我一直得到很多,他们非常重要,也应该是我辈的传承。星座也就是属于他们这一代看人的某种话题和角度,也因此,世界变得更多元、更难解,也更有意味。

“金宇澄作品”(《轻寒》《碗》《方岛》)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,45.00元、42.00元、55.00元金宇澄金宇澄为新书《碗》所绘插图上世纪60年代末,不到二十岁的金宇澄随时代洪流从上海到黑龙江的农场,一待就是八九年。那段知青生活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

金宇澄;繁花;写作;插图;读者

上世纪60年代末,不到二十岁的金宇澄随时代洪流从上海到黑龙江的农场,一待就是八九年。那段知青生活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,成为他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。年轻时热爱文学,很早开始写小说,后来做了多年文学编辑,经手无数或精彩或平庸的文稿。有这几十年人生阅历与写作锻炼、文学鉴赏力打底,他六十岁时写出《繁花》这样成熟的佳作实在是水到渠成,2017年出版的《回望》讲述的是他父母的往事,呈现出他在写作上的更多可能。

今年早些时候,金宇澄的《方岛》《轻寒》《碗》三本书同时问世,其中收入的多为他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。《方岛》包括九个短篇,《轻寒》则是中篇单行本,《碗》一书比较特别,收入他关于知青岁月一段回忆的同题不同体裁两部作品,《碗》是非虚构,《苍凉纪念日》则是小说。这些文字的写作时间跨度差不多三十年,地域则涵盖东北乡村、江南小镇和上海,与《繁花》《回望》相较读过来,他这些年的写作脉络隐现其中。

此前金宇澄来到北京和作家笛安对谈,活动主题为“制作时间标本的人”,联想到他的写作,耐人寻味又恰如其分。他就是在用文字一点点把时间具体成作品,留下来。金宇澄的写作保持着可上溯至明清话本小说的某种传统,提炼生活经验与见闻,用精心营造的故事细腻刻画人间百态。

在他现在的年纪,写作或画画,仍有热情和悬念,是很难得的状态。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,他所流露出来的诚恳,理性,从容,和他的写作本身相契合。

中华读书报:这次集中推出的三本书中的作品,写作上其实是早于《繁花》《回望》的,以您资深文学编辑的视角回看这些作品是怎样的感觉?您是那种时常对旧作进行修改和调整的作家吗?

金宇澄:这三本中的《碗》,写于《繁花》之后;《方岛》是中短篇集,内容很有特点,经得起当下读者的挑剔,改动很少;常常改动的旧作是《繁花》,单行本的前十个印次,我每次都有三四张A4纸的修订,责编很不习惯。

中华读书报:在您的作品中,《碗》的个人情感流露是不多见的,这部作品的内容基于您当年在东北插队的记忆,“亲历”以及非虚构决定了《碗》的情感基调?

金宇澄:在我熟知的范围里,即使是非虚构方式,回顾以往,难免叹息,就比如回头看属于我的这一伙人,一路留下来的、积压下来的内容,难免情感意味的流露——发现这些往事仍然堵在某一个瓶颈,没什么答案和出口,仍然引发那么多的波澜。

中华读书报:不过,在这样的非虚构写作中,其实也还有些文学性存在,有些写法也有点小说的味道。您此前在北京与作家笛安的对谈中以《碗》为例,您坦言在非虚构写作中亦有小说写作般的处理。在您看来,如何把握小说写作和非虚构写作间的界限和分寸?

金宇澄:非虚构属于文学的范畴,就该有文学性。其实毫无虚构的非虚构,是不存在的,比如说,记录一件真实的事,完全按照当事人口述实录,也难免有个人的色彩,一经口述、转述,就有了个人色彩的虚构。40年前马蹄溅雪,落在我脖子里的感受,究竟是当时的事实,还是我现今的想象?这界限是说不清了。往往是在抒情部分、描写部分,非虚构方式很容易跨入到虚构领域,这是无伤大雅的。

另外来说,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生活真实、文学的真实,可以这样把握。如今我更喜欢非虚构的文字和影像——大概这个时代人人都这样吧,因为每天那么多真实讯息蜂拥而来,那么快捷的网络传递,形成这个时代求真的口味,这不是20年前的阅读需要,是现在的需要。因此说,虚构或非虚构,都不能满足于早前的老标准,要有很多的手法交融,目的是建立一种更真的文学样式。

中华读书报:已成回忆的人生是无法假设的。那几年的东北插队经历,对您后来的人生乃至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金宇澄:对我这个江南上海人,有这个经历,眼界会更宽,也更懂得两地差异,更能体会温暖和寒冷的滋味。

中华读书报:您在对谈中还提到,会尽量在有回忆成分的写作中淡化一些年轻读者不易理解的说法,比如您不太用“知识青年”“知青”这样的字眼。但这些字眼本身就是时代印记的一部分,保留不是更好吗?

金宇澄:“知识青年”已经用滥了,事隔了几十年,假如改用“小青年”“青年”“年轻人”来面对如今的青年读者,应该是更自然、更有对照意味的,也有去除了旧套路、旧尘灰之意,告诉如今的年轻人,这书里讲的并不是他们的父辈,是普通小青年的事,是属于他们懂的范畴——青年和青年,是最相通的。

中华读书报:《碗》和《苍凉纪念日》的同题写作,小说在先,非虚构在后,这是遵从于不同阶段、顺其自然的写作状态,还是有心设计的?

金宇澄:《苍凉纪念日》写于1990年代,我当时完全不知道,到了2010时会重写一次,而且是用非虚构的方式,直接就来真的。我也根本想不到,会以同一个事件,用虚构和非虚构样式,印在同一本书里,有没有雷同啊?它们确实一点儿也不重复,人物、故事、情绪、风景等等,好像都不一样了。整体来说,《碗》是那么的自由自在,《苍凉纪念日》就显得更单纯了。

中华读书报:和《繁花》相比,写于80年代的《轻寒》今天看来是有些先锋色彩、带些实验性的写作,从《轻寒》到《繁花》,再到非虚构的《回望》,这种题材和叙事方式上的变化,对您来说是必然的吗?

金宇澄:有变化是必然的。《轻寒》的写作年轮,同现在的样式多么不一样,读者可以借此看到当年实验文本运动,有多么影响作者的状态。《轻寒》的样子几乎是《繁花》的反面。两者没任何继承的痕迹,我记得批评家程德培这样说过。

中华读书报:与很多同龄作家相比,您对于网络世界的熟悉和接受程度算高的,就如同当年您是先把《繁花》发在网上的,还会根据网友反馈来进行写作上的一些调整,这样做自然有其必要,但您考虑过其中的弊端没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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